2015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對于全球互聯網治理的意義引起國外觀察家們的關注，特別是中國提出，建立網絡主權是鞏固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的首要原則。毫無疑問，這是一項重要議題。互聯網和信息技術越來越多的融入到社會、經濟、政治相關領域之中，許多舊有的不成文規定和理念似已過時。
財富會危害你的靈魂。這不僅僅是一個古老的民間智慧，這是一個嚴謹的社會科學結論，經過統計分析和實驗證實。相對那些占據較低層次經濟階梯的人，富人通常不太可能表現出同理心，更不可能尊重規范與法律，更有可能作弊。
曾任職美聯儲和為美國外交官舉辦講座的本杰明?J?科恩在他發表的一篇名為《特別提款權的毀滅》的文中指出，IMF的決定將會是一個讓人擔憂的先例。他認為，“一個曾是匯集精英貨幣的神圣保護地變成了為提高地位而進行政治斗爭的混亂之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人民幣納入世界主要貨幣籃子的決議大大推動中國的發展，同時也使中國倍感壓力，因為中國一直在努力擴大自己的國際影響力，希望能改變長期由美元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新型地緣政治現狀需配以全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在該模式下，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國家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可是，美國卻對此顧若妄聞，違背歷史發展趨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賓塞撰文稱，中國股市的泡沫不僅是由于大量的新手投資者入市造成的，還在往來 賬戶結余迅速增長所引發的中外貿易摩擦，從而引發股市動蕩和政府出手救市。他認為，對于中國政府來說，解決中國股市問題唯一可行之法是一邊進行法規及機構改革，一邊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型作用。
正如《華爾街日報》報道的那樣，日本各大公司兼并海外業務是為了填補日本國內經濟增長緩慢，顧客源減少帶來的損失。事實上，據Quartz提供的全球并購（Dealogic）數據顯示，日本公司自2005年來成功拿下5000多個并購案。
“高收入陷阱”及攀升的財政壓力會是亞洲發達經濟體面臨的挑戰。畢馬威會計事務所（KPMG）的格蘭特?沃德爾約翰遜與伯納德?索爾特稱，至2030年，能避免財政危機而保護稅基的亞洲國家排行中，日本、中國、韓國排名墊底。該排行顯示一國在人口、債務等因素影響下的稅收能力。
《日本時報》的這篇社論指出，與美國政府一樣，日本政府對于亞投行成立一事仍然保持置身事外的態度，可是，理由卻是難以自圓其說。該社論建議，不論從影響亞投行的治理與運營標準，還是分化中國對該金融機構的控制與影響，日本都應該加入。
希臘與其債權人的關系猶如關系僵持的婚姻，一方嘴上吵著要離，但在心里卻想著對方讓步。希臘違約與退出歐元區的代價高，但卻并非能讓歐元區不計代表地挽留。
希臘將到期的3000萬債務延至六月底償還，讓該國的違約危機推進更險惡地地步，同時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可能性更大。不過，希臘經濟部長承諾該國只是不滿意債權人提出的希臘經濟改革方案，并會在六月底償還所有到期債務。
美國所主導的IMF和世界銀行以及日本所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都未能及時對于新興經濟體的利益予以充分的重視，這導致了中國發起的亞投行得到了廣泛的認同與參與。同時，中國也似乎未對這樣的一種興盛景象有足夠的準備，勢必會面對更大的挑戰。
保羅·克魯格曼批評美國共和黨總統競選人杰布·布什秉持其家話“打死也不認錯”的傳統，同時也沒有承認失敗的勇氣，并表示這樣的人在共和黨內大有人在。
保羅·克魯格曼批評英國的聯合政府與美國的保守派一樣，在經濟危機期間，將政府的財政政策與家庭的支出管理相類比，一味地強調財政緊縮，延誤了解決經濟危機的時機。
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投行的加入者踴躍，似乎能給全球多邊投資機構帶來新的變革，但是，亞洲地區復雜的政治、經濟和環境因素使得亞投行的運營前景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
印度在1999年以后終于有機會在經濟增速上超過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而后者卻因30多年的高速增長似乎進入到了“中等收入國家”瓶頸之中。兩者當前的發展模式階段性的差異值得世人細細琢磨。
保羅·克魯格曼指出。勞動力市場比通常商品的供求關系更為復雜，而加薪不但不會必然的引發整體成本上升，卻有可能換來較好的生產效率和較高的員工忠誠度。最終，漲薪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經濟問題。
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并沒有如期將日本經濟帶出滯脹的局面，反而由于消費稅的提高制約了國民的消費欲望，造成國內消費增長乏力。日本只能寄希望于優化產業結構和提升勞動生產率了。
大衛·R·桑德斯梳理了美國對于亞投行的態度轉變過程，同時指出美國政府在初期的傲慢以及后來的優柔寡斷，美國國會黨派斗爭造成的國際貨幣基金改革嚴重滯后等促使中國決心組建新的多邊金融機構，建立一套新的金融機制。
作為一個美國白領精英，作者對于中美兩國目前的國際地位所發生的變化態度頗為典型。他一方面感嘆美國經濟地位的衰退以及中國實力的增長，另一方面卻又不甘心，仍然認為美國是有實力保持超級大國地位的。
IMF和世界銀行作為二戰后美國體現其全球統治力的最主要的兩個經融機構卻在2008年經濟危機后遭遇到了中國發起的亞投行的挑戰，而各西方大國加入這個新金融機構則顯示了美國正在失去對其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的領導。
發達國家操縱的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本身并沒有給新興經濟國家提供更多的基礎設施建設更多的支持，而中國牽頭的亞投行和金磚國家銀行的成立體現了美國及其同盟國國際影響力的衰落。
帕特里克·詹金斯認為，英國和歐洲各國應該向中國學習，將自己社會資本集中，并利用資本管理經驗方面的優勢，用于基礎設施進行大規模投資。唯有如此，才能保持這些資本的穩定回報。
日本《外交官》網站刊登了香農·提耶茲（Shannon Tiezzi）的評論文章。香農指出，中國的亞投行吸引了美國的核心盟友英國等國，彰顯了中國希望通過亞投行的成立來融入到全球性金融治理標準的制訂行列并發揮重要影響力中來。
保羅·克魯格曼指出現在美國的貧富不均問題的根源在于權力不均，企業的利潤并沒有讓雇員受益，而是大量地流入到企業領導層和華爾街。因此，知識與技能并不能富裕的力量。
歐盟委員會的一份經濟預測報告指出，由于石油價格下跌以及歐洲央行的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歐盟以及歐元區經濟將會在2015年首次實現增長，但也會因此而在經濟改革方面存在減緩的可能性。
作為對城市人們出行的一種新方式，Uber在經濟層面上并沒有外界人所認為的那么有破壞性。Uber司機的收入也只是普通勞動者水平，但卻能極大地提升整個出租車行業的效率。
沃爾夫撰文指出，歐洲央行量化寬松政策的推出是為了針對歐元區經濟緊縮推出的，但其問題在于政治層面的反對力量。這對歐洲央行乃至歐元來說都是生死憂關的。
《經濟學人》撰文分析歐洲央行在22日舉行有關正式推出量化寬松政策所帶來的市場影響，同時也指出，由于本次量化寬松政策采取的是各歐元國各處承擔風險的方式，勢必會造成歐元區各國之間的分化。
勞倫斯·帕克認為，美元在于黃金脫鉤后，就變成一張“概念化的貨幣”，而美聯儲可以任性印發。比特幣反而則由于需要通過“購買”形式獲得，回歸到了價值交換的本質。不過，由于美國稅務局否認其貨幣屬性，投資比特幣就成為了風險比較高的行為。
《商業周刊》撰文稱，歐盟為改變緊縮政策而開始量化寬松，造成歐元對美元大幅度貶值。在此背景下，瑞士法郎與美元捆綁的政策脫已不全適宜。瑞士央行的脫鉤政策能避免瑞士經濟陷入危機之中。
《經濟學人》撰文稱，出于戰略平衡的需要，美國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太平洋戰略，不僅要重視與中國的經貿合作，同時也要承認自己在太平洋地區的實力相對衰弱事實，也要將日韓盟國的地位提升到平等地位。
越來越多的人能夠以曾被視作老年生活方式的健康生活方式來生活，越來越多的孩子變得成熟起來。我們無法逃脫死亡，但我們能夠實現生命的延長。這才是值得慶賀的。
保羅·克魯格曼指出美國政府在2014年里從經濟到醫改以及外交方面有眾多出彩之外，而美國國內的保守勢力以及媒體卻仍然不顧事實地”黑“奧巴馬政府。
沃爾夫指出，英國兩大政黨為了2015年的大選所提出的財政政策只是為了讓選民感受到未來政府在經濟方面努力，但仍然不能保證實現弱勢群體能得到好處。
馬丁·沃爾夫在11月26日撰文稱，對于目前處于經濟危機的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等發達國家，根源在于長期性的需求疲軟。解決之道在于通過結構性改革以及刺激消費。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11月19日發文稱，日本企業希望通過發資金而不是提高基本工資的方式來應對安倍的經濟刺激計劃，以避免在不確定的未來中背負過多的成本壓力。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11月初的會議認為美國經濟已從經濟走出金融危機并恢復增長，決定結束長達兩年的量化寬松政策。不過，不過國內通脹走低未能達到設定的目標以及其它國家的經濟形勢走弱，美聯儲未能就上調利率達成一致。
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撰文指出，對流行病的疫情預防能力不足，而WHO對于全球公共衛生的投資實力不濟以及全球科技創新不利是爆發埃博拉疫情西非三國出現數量眾多的死亡案例帶來的三大教訓。
美國MarketWatch網站的文章認為，中國現在的房地產行業的形勢與日本上世紀九十年代房地產行業出現泡沫非常類似。這引發人們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走向的擔憂。
保羅·克魯格曼指出美國當前存在著黨性大于法治的情況。一些共和黨法官更多地是從其黨派利益出發，對奧巴馬政府的《平價醫保未能》中的一些明顯的措辭問題發難。
雖然泰勒·斯威芙特憑借自己擁有的超高人氣而以傳統的專輯銷售方式讓自己的最新專輯《1986》大賣，但對于音樂唱片公司以及其他藝人來說，互聯網的音樂渠道仍然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收入的主要來源。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Anne Lowrey指出，美國前外長薩默斯的減少支出，取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額外干預，同時保持一定的財政赤字，就能實現經濟復蘇的理論聳人聽聞。
OPEC作為在冷戰期間產生的石油生產國組織，對于世界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力。然而，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之后，以及美國利用頁氣巖開采實現石油自給之后，OPEC的作用和影響力在大幅縮減。
《經濟學人》文章指出，10多年的緊縮政策并不能讓德國渡過目前出現的經濟下滑情況。在修橋建路上的投入不僅能在短期內讓德國經濟止跌，也能從長期角度保持德國經濟的良好發展
秘魯研究恐怖主義源起的專家HERNANDO DE SOTO指出，加入恐怖勢力的更多是在經濟上對現行體制產生絕望的人，而政治和經濟改革能很大程度上消除恐怖勢力的人員擴展。
英國《經濟學人》2013年6月15日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安倍經濟學三支箭”中的兩支箭“貨幣寬松政策和財政刺激政策”并不會奏效，而第三支箭，即“結構性改革”也基本上不會出現預想中的結果。從現在日本經濟形勢來看，這篇文章具有很強的前瞻性。
美國智庫印中美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丹?斯泰恩博克認為，單純的數據統計并不能證明中國的經濟實力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他認為，將PPP替代為人均GDP能更好地體現個人福祉，而比較不同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更有意義。
保羅·克魯格曼指出，歐美循環反復出現的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是經濟政策制訂者們一味地秉承“正義”道德，無視市場的真正規律，在需要刺激的緊縮，在需要緊縮的時候恐懼通貨膨脹。
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美國保守派及其控制的媒體隱瞞了美國財政赤字減少真相，并有意夸大甚至恐嚇”萬億赤字“的回歸，沒有讓美國民眾真正看到美國經濟的真實現狀。
保羅·克魯格曼指責美國國會里的保守派人士只是一味地以減稅的方式來討好富人和大企業，以期這些人能幫助美國經濟從危機中恢復過來，而窮人們則得不到絲毫的福利
德國中型企業多為隱藏在小城鎮里的家族企業，從事著精密產品并供給大型企業。他們的生存和發展之道對于處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小企業來說有很多可借鑒之處。
保羅·克魯格曼指出，美國社會貧富差距較上世紀五十代年更大巨大，同時，商業精英們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也與較前一兩代富豪們更為不同。他表示，要緩解貧富差距，唯一的方法就是對富豪們征收更多的稅。
保羅·克魯格曼在文章中支持歐洲央行終于放棄經濟危機以來堅持的財政緊縮政策，并諷刺美國國內一貫反對寬松貨幣政策的的保守派沉溺于“真相感”和維護“階級利益”。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的經濟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在九月23日發表專欄文章。他對于美國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博納有關將失業人群稱為“懶人”表示了不滿。他認為，美國目前保守的和共黨人自己并沒有拿出解決目前處于衰退中的美國經濟的方法，卻只是在譴責失業人群不找工作。
美國著名的專欄作家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八月一日的專欄文章《知識不是力量》，諷刺政府里的那些決策者們對于經濟的認知以及所采取的應對措施完全不能反映經濟學界的研究和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