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真于武則天垂拱四年(688年)出生在揚州的一個中層家庭,俗姓淳于。唐朝的揚州是中外交流的重鎮,佛教十分盛行,中外僧人云集,佛寺多達三四十所。鑒真的家庭充滿著濃厚的佛教氛圍,他的父親是一位虔誠修行的居士,經常到大云寺參禪拜佛,并在智滿禪師處受戒。在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的雙重影響下,幼年的鑒真對佛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武則天長安元年(701年),年僅14歲的鑒真征得父親的同意,在大云寺剃度出家,拜智滿禪師為師,獲得法號鑒真,成為一名小沙彌。
北游
當時在江淮一帶弘法傳戒最著名的僧人,是被譽為天下四百余州的“受戒之主”道岸律師。中宗神龍元年(705年),道岸律師路經揚州大云寺時,見到了跟隨智滿禪師修行的鑒真,并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鑒真只身前往光州(今河南光山縣)大蘇山拜訪道岸律師。道岸律師覺得鑒真勤奮好學且德行高尚,便為他授戒。中宗景龍元年(707年),道岸律師接到朝廷詔書,前往都城長安弘揚律法。鑒真于是跟隨道岸律師北上東京洛陽和西京長安學習戒律。
鑒真先在洛陽度過了一年光景。當時的洛陽,名剎林立,高僧云集,佛教研究十分興盛,鑒真在這里游覽了中國第一座佛寺白馬寺,觀摩了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石像,真正開始接觸和感受到佛學。鑒真來到長安后,經道岸律師推薦,拜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弘景律師為師,并受具足戒。佛教十分重視宗派師承,道岸和弘景都師從律學大師文綱,是律宗傳人。律宗以戒律為立宗原則,注重“內心鞏固、止惡興善”,與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臺、法相、華嚴、密、禪等同為著名的佛教派別。鑒真在名師的影響下,對佛學的造詣很深,尤其精通戒律。
長安是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長安學習期間,鑒真無論在見聞上,還是在學業上,都有很大的收益。鑒真在長安深受唐朝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影響,他不拘泥于門派之見,融合各家長處,遍訪高僧,聆聽融濟、義威、大亮、遠智、金修、惠策等律宗高僧講律;他博覽群書,勤學好問,學習佛學、醫學、建筑、雕塑、繪畫等各門類知識,這不僅為他南歸揚州講律授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他東渡日本準備了充足的條件。
南歸
玄宗開元元年(713年),鑒真學成后南歸家鄉揚州,并以揚州為中心,在江淮一帶從事宗教活動和社會活動。當時的律宗主要分成南山宗、相部宗、東塔宗三派。鑒真以南山宗為主,廣為參照、吸收其他各家學說,成為南山宗的嫡傳,同時又集三宗之大成,數年之間便成為名滿天下的律學權威,被尊稱為“江淮化主”。
鑒真從南歸揚州之后,到接受日本遣唐學問僧的東渡請求為止,主要的活動包括講宣佛教戒律、建立寺舍、造佛塑像、縫納袈裟、救濟貧病、抄寫經卷、度人授戒等。此外,鑒真還廣收門徒,他的弟子遍布四方、人才輩出,如祥彥、法進、靈祐、志恩、思讬、法瑜、乾印等,都是在當時江淮一帶佛教界聞名遐邇的僧侶。
佛教自6世紀中期經朝鮮傳入日本后,受到歷代統治者的支持和崇信,尤其是篤信佛教的圣德太子,他執政期間大力弘揚佛教,對佛教在日本的傳播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進入奈良時代,日本確立了基于佛教思想基礎上的統治體制,整個國家充滿濃厚的佛教氛圍。然而,日本佛教的受戒制度卻很混亂,律宗勢力也很薄弱,律學戒師十分缺乏。為了改變這種現狀,日本遣唐留學僧榮叡和普照帶著到中國聘請律學戒師的使命,跟隨朝廷派出的遣唐使團一同赴唐。
榮叡和普照來到中國后,在洛陽、長安一邊學習深造,一邊物色合適的名僧。經過10年的尋覓,榮叡和普照才最終確定下來他們要邀請的高僧人選。玄宗天寶元年(742年),榮叡和普照到揚州大明寺拜見鑒真,并轉達了日本迫切需要招聘戒師以及朝野對他的敬仰和期盼,懇求他到日本講律授戒。鑒真則對榮叡等人說道:“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來施此國大德、眾僧;其袈裟緣上繡著四句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量,誠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也。”并當即征求在場弟子的意見:“今我同法眾中,誰有應此遠請,向日本國傳法者乎?”結果眾人都沉默不語。后來弟子祥彥才說:“彼國太遠,性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當時由于造船技術落后、沒有掌握季風規律,面對洶涌澎湃的波濤和變幻莫測的天氣,穿越東海時經常發生船毀人亡的事故,因此祥彥的話并非夸大其辭。鑒真也深知東渡的危險,但為了弘揚佛法,他態度非常堅決地說:“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鑒真的決心感動了弟子,祥彥、道航、思讬、如海等21人當即表示愿意追隨他東渡日本。
鑒真之所以決心東渡日本,除了普度眾生的佛法思想和榮叡、普照的邀請之外,生活環境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鑒真成長在國力強盛、文化繁榮的時代,當時朝野上下都具有高度的自信和寬闊的胸襟,他們通過官員、商人、學者、僧侶等,積極與世界各國進行友好交流。如此開放的外交政策和頻繁的對外交流,無疑造就了鑒真開放、坦蕩的胸襟和氣魄,同時也讓他在無形中意識到與外國人友好交往并傳播文化的重要性,進而做出六次東渡日本的壯舉。
東渡
當時由于沿海一帶經常有海盜出沒,朝廷嚴禁民間私自造船渡海,所以鑒真同榮叡、普照以及同行弟子的東渡準備只能秘密進行。玄宗天寶二年(743年)春,當造好船只,備好糧食和經典、佛像等各種物品,正待啟航時,不料禍起蕭墻。事情的大致緣由是,道航提出如海學問不夠、德行不高,不適合一同去日本弘揚佛法;如海聽了道航的話后惱怒不已,便到衙門誣告道航等人造船出海、與海盜勾結。結果,道航、榮叡、普照等均被拘禁,所造船只也被沒收,首次東渡計劃就此擱置,同時也由此揭開了東渡磨難的序幕。
事情的原委后來被查清,被捕的僧人都得以獲釋。榮叡和普照獲釋后并不甘心,于是再度拜見鑒真,希望他仍能率眾弟子東渡。鑒真佩服二人的意志,安慰二人,并著手第二次東渡的準備。經過四個月的周密準備后,鑒真等人從揚州舉帆起航。當船只由揚州東下,航行至長江口附近時,突然遭到惡風巨浪的襲擊,船體觸礁破損,物品被波浪卷走,眾人只能被迫蹚過淹至腰部的潮水登岸。時值隆冬,天寒風急,大家饑寒交迫。第二次東渡又以失敗告終。
兩次失敗并沒有動搖鑒真東渡的信念,他繼續修理船只,于一個月后第三次起航東渡。這次航行數日后,遭遇大風浪,無法航行,只好拋錨,停靠在海灣。經過一個多月的等待,風力變小,于是再度揚帆起航。不幸的是,航行數日后,船體觸礁,滿船的經卷、佛像、藥材和糧食等散落海底,許多人因此失去了性命。活著的人則困守荒島,最后被附近的漁民發現并稟告官府。后來,官府派船營救鑒真一行人上岸后,將他們安排在阿育王寺。第三次東渡失敗。
鑒真在阿育王寺住下來之后,附近寺院的僧人聞訊而來,紛紛懇請他去講宣律學,設壇授戒。鑒真于是帶領弟子們周游各寺,并乘此機會四處化緣,為第四次東渡籌集資金、置辦物品。由于江浙一帶不便出海,鑒真便南下,從福州出發。然而,由于眾信徒十分擔憂鑒真東渡可能會危及他的性命,以及由此給律宗在江淮一帶的弘法帶來巨大損失,因此,靈佑會同揚州各大寺院的三綱(即三個主持佛寺的僧職上座、寺主、維那),聯合向官府申訴,請官府出面阻攔。最終,鑒真一行被官府半途截回揚州。官府因害怕鑒真再次東渡,索性將他軟禁起來。至此,第四次東渡失敗。
一晃3年過去了,官府漸漸放松了對鑒真的監視。榮叡、普照又和鑒真相會,商議第五次東渡。這次東渡在東海上來回折騰了很長時間,耗費了不少積存物資,尤其是淡水用盡,每天只能以少許生米充饑。在經過14天的漂流之后,船只抵達海南島的南端。逗留海南島期間,鑒真依然四處講宣律學,登壇授戒。然而,榮叡和祥彥因辛苦跋涉、勞累過度,相繼圓寂。榮叡始終在為推動鑒真東渡作不懈努力;祥彥最早支持且始終追隨鑒真東渡。他們的去世對鑒真來說是一次沉重的打擊。而更大的打擊是,鑒真自己也因長期受暑熱,身患眼疾,最終導致雙目失明。
轉眼間,距離第一次東渡已經過去了11年。鑒真此時雖已年近古稀且雙目失明,但依然沒有放棄東渡的初衷。這一次,鑒真跟隨以藤原清河為大使、以吉備真備為副使的遣唐使船東渡。一同隨行的還有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的阿倍仲麻呂(晁衡)。這次的航行一開始比較順利,但中途風暴突起,船只在翻江倒海的怒濤中上下顛簸。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呂所乘的第一船不幸漂流到了安南(今越南),歷盡艱難后又回到中國。鑒真所乘第二船幸運地漂流到了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兒島。由此,鑒真實現了東渡異域山川之國日本的宿愿,在日本傳授戒律、弘揚佛法、傳播文化,對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事業發展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本文發表于《學習時報》2020年5月11日第3版(有增補)